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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：刘汉元

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(UNEP)发布的2019年《碳排放差距报告》，当前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已不足以实现《巴黎协定》设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，需将现有水平提升3倍，才能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，若想实现1.5度目标，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则需提升5倍。但按照当前各国的集体努力，到2100年，全球将相比工业化前升高3度左右，这将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大范围、长时间的热浪，前所未有的森林火灾，以及热带气旋、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，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影响。作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，中国理应承担起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和担当，兑现习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，加快推进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，为节能减碳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此外，当前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本优势，以输出的等效能量计算，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了10美元以下每桶原油的价格，且发电全过程零污染、零排放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角度考虑，用10到20年时间，实现能源增量的70%、存量的30%到50%的可再生清洁化替代，就能将国家能源供给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，一劳永逸地解决石油进口被国外“卡脖子”的问题，过程中还能从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有效拉动国内市场。然而，当前我国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，难以满足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，也未能跟上产业发展的实际速度。

去年12月3日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声明报告指出，过去5年（2015年-2019年）或10年（2010年-2019年）的平均温度，可以肯定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2019年1月至10月，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约1.1摄氏度，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或第三高的年份。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2019年创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，也高于数百万年来任何时期的水平。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愈发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。2019年9月，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，我们曾经所称的“气候变化”，现在确切地说是一场“气候危机”，而我们曾经所称的“全球变暖”，现在更准确地说已成为“全球变热”，如果不立即行动，那么巴哈马群岛遭受飓风后末日般的景象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。

为能更加积极应对全球气候问题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纷纷制定并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。美国经济总量最大、能源消费量最多的加州，2017年已提前3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超过33%的目标，计划到2025年一次能源50%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、2040年达到100%；欧盟发布了2050年零净碳排放量计划，力争到2050年实现“碳中和”，即将净碳排放量降至零；德国2019年上半年，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44%，创历史新高，计划到2050年实现总发电中可再生能源占80%以上；法国计划到2050年全国电力全部来自清洁能源。英国于2015年12月关闭了最后一家煤矿，并宣布尽快关闭国内所有的燃煤电厂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创煤电使用的国家，或将成为第一个告别煤炭的国家。

目前，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耗的近60%，全球约一半的煤炭在我国燃烧，排放了大量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和烟尘，这也正是形成雾霾的主要成分，成为了近年来困扰我国大部分地区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、国民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。今年春节以来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，全国的人员流动、交通运输大幅下降，很多工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，据相关机构统计，我国火力发电、炼油厂、钢铁厂的开工率都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新低，二氧化硫排放同比下降了 36%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。在此背景下，今年二月，京津冀地区仍然出现了连续多日中度到重度雾霾天气，空气质量依然不容乐观。因此，关停工厂、车辆限行等措施都只能治标、不能治本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较为严峻的空气问题，只有加快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，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型升级，推进汽车电动化、能源消费电力化、电力生产清洁化，才是治理国内雾霾问题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。与此同时，光伏发电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方式，在我国部分省市也已等于或低于火力发电成本，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应用、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条件。

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，中国也承担起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和担当，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，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规划和目标。2016年12月，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先后密集出台三份重要规划文件，分别是《可再生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、《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和《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-2030》。其中，《可再生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中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规划为“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5%和20%”；《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对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则规划为“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5%以上，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%，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%以下”；《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-2030》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规划为“到2020年，非化石能源占比 15%；2021—2030年，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20%左右；展望 2050 年，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稳定，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”。

以上三份国家层面出台的权威规划文件，都为我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设定了15%的奋斗目标。然而，本应作为积极引领、指导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，却与产业和市场层面的实际发展产生了明显偏差。2016年，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3.3%，2017年为13.8%，截止2018年，该占比已达到14.3%，已经非常接近2020年15%的目标，这距离三份规划文件出台仅两年时间。如按目前规划计算，到2030年的十年时间，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仅仅提升了5%，年均增长0.5%，仅与2016-2018年的年均增幅持平，规划未能体现引导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的意图和目的。

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2007年，国家在规划光伏产业发展目标时，提出2020年装机总量达到180万千瓦，此后历经4次调整，到《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出台，最终确定到2020年底太阳能发电不低于1.1亿千瓦。但截止2019年，我国光伏装机总量就已达2.04亿千瓦，超过规划目标85%。不难看出，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远远走在了规划前面，规划始终未能跟上产业发展步伐。

今年是编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，及时调整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，无论从积极引导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，还是加快推动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，从根本上破解雾霾问题，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应对全球变暖，都具有十分紧迫且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综上分析，有以下几点建议：

一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指示，制定更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。建议借鉴国外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，制定更加积极、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发展目标，具体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0%，2050年达到50%。

二是建议国家应该像支持5G基站建设一样，加大对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投资，推动能源转型升级。在此过程中，还能拉动钢铁、水泥等产能利用，产业规模、市场容量可以连续支撑每年上万亿的投资强度，既加快能源转型，还能起到稳投资、稳就业的积极作用。

三是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配套实施方案，增强规划执行的刚性，定期对完成结果进行监测评估和考核，并向社会公布结果，确保目标如期达成，达到稳预期的效果。

四是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。对包括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减税，以目前我国财力来看能够承受，还能加速推动2021年内完全市场条件下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，加快我国能源转型步伐。